从3000万病例到0确诊,中国如何做到天下无“疟”?
新闻周刊丨从3000万病例到0确诊,中国如何做到天下无“疟”?
白岩松:还有20天,2021年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,它同时也在提醒我们,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拉锯战已经两年了,新冠病毒让人讨厌的不仅仅是它自身,还有它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。本周一,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,受新冠疫情影响,去年全球疟疾的诊出率下降了4.3%,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死亡人数增加了13%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,如果不加快行动,这种疾病很快会在全球许多地方卷土重来。与此形成对照的,是今年的6月30号,世卫组织才刚刚认证,中国已经正式消除了疟疾,从最高峰时候的3000万人患病,到现在本土是零报告,我们是如何消除了疟疾?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此时此刻,中国消除疟疾,又提供了哪些经验?《新闻周刊》本周视点关注:在中国被消除的传染病。
云南蚊类志,志在无“疟”
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:画蚊子它不是画图画,也不是写生、美术,就是照着蚊子的样子画。有哪些构造、有哪些部位、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地方?画出来以后人家才知道,它到底是不是这种蚊子,每一种蚊子之间区别很小,一般用照相是照不出来的。
提起画蚊子,86岁的董学书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是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退休专家。从23岁开始,就一直与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——蚊子“打交道”。
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:我是1953年贵阳医学院传染病昆虫专业毕业的,毕业以后,我就分在云南省防疫站。那个时候因为边疆的疟疾流行非常严重,到西双版纳的勐海县,好多房子都荒芜了。所谓的青年人、壮年人很少有超过一米六的,都是一米五、一米四。疟疾发热以后,尤其是我们叫作血液病的,脾脏就肿大,小孩子肚子都很大的。
20世纪四五十年代,我国约4.5亿人口中,3.5亿以上受到疟疾威胁,每年有30多万人因疟疾死亡。全国除青藏高原外,几乎全都流行过疟疾。这种病由于发病时病人会高烧、发冷,全身打战,因此又被称作“打摆子”。疟疾由“疟原虫”寄生引起,蚊子在吸取疟疾病人血液时,会感染疟原虫,它再次吸血时,就会把疟原虫注射给另一个人。当时国内医学界只知道疟疾是由按蚊传播,而湿热的云南却滋生着300多种蚊子。揪出哪一个是罪魁祸首,是董学书和伙伴们最迫切的任务。
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:那个时候的设备很简单,抓成蚊。有一种吸蚊管,就把它吸进来,麻醉以后,就开始把它解剖。从蚊子脖子里面把唾液腺拿出来,然后在显微镜下看看有没有疟原虫。假如有了就证明这个蚊子就是传播疟疾的,按蚊,光勐海也有几十种,都拿来解剖了。大概将近一个半月,就发现了我们现在说的微小按蚊。
当时,与董学书一起工作的只有五六个同事。确定微小按蚊是传染媒介后,他们开始寻找、排查微小按蚊生长的水池,发动村民撒药,杀死它的幼虫。村民居住的竹楼,牲畜的棚舍也都喷洒了专门的杀虫剂。他们还要劝说没有患病的村民,服用针对的预防药物。两年多以后,勐海的疟疾逐渐控制了下来。
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:疟疾流行的地方大家都要吃药。白天老百姓要上山去采茶,他们不会在家,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在晚上开展,你不住在那个寨子里是搞不成工作的。我们下乡,就是扁担一头挑点自己简单的行李,换洗的衣服,另一头挑一个显微镜,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。
勐海县工作十年后,1967年,国家启动了“523项目”,在70年代发现了青蒿素,成为当今最有效的抗疟药物核心化合物。同时,全国多地也在推广悬挂浸过药物的蚊帐,作为控制疟疾的主要措施,发病率开始大幅降低。2010年以来,逐步确立了“137”策略:即发现病例1天之内上报;3天内完成调查;7天内采取灭蚊等措施,确保疫情不蔓延。在连续4年没有出现本土病例之后,今年6月30日,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认为,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及时有效的疟疾监测体系,能够控制疟疾再次传播,颁发了无疟疾认证。
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蚊虫专家 董学书:听到以后,我们好几个人心情非常激动,流下了眼泪。我23岁时就来了,现在疟疾消除了,我86岁了。我现在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教学,另一部分是对一些资料进行整理。《云南蚊类志》上下卷有3000多幅图,我画了5年多的时间才画完,掌握蚊虫的一些基本知识,对以后的疾病控制是比较重要的。
白岩松:提到外防输入,大家马上会想到北到满洲里,南到瑞丽的防疫挑战。其实,即便中国已经认证消除了疟疾,也依然需要外防输入,毕竟在2011到2019年期间,缅甸每年就有近5000名疟疾病例输入中国,一度是中国境外输入疟疾病例的最大来源国。传染病就是这样,光我们自己消除了它不行,还要帮助别人也消除疟疾,才能真的治本。其实,围绕这一点,30年前就有人开始行动了。
防止边境输入,他选择经验输出
周一2例、周三1例、周四5例,本周,云南瑞丽等边境地区的新冠本土病例仍时有出现。自从去年9月,瑞丽首次因疫情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以来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这座边境线长达160多公里的城市,一直面临着疫情境外输入的风险。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、村寨相望,在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的当地,任何传染性疾病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冲破国境的防线,疟疾防控,就曾是边境防控的一大挑战。
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:我们疟疾防控行业有一句话,叫中国疟疾看云南,云南疟疾看边境,边境疟疾看缅北。那到了疟疾消除阶段,其实是很困难的,就是输入性疟疾的压力,蚊子它不分国界,带着这样的病菌、寄生虫马上就过来了。从全球卫生这个角度来讲,其实疾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。
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,1985年进入原卫生部工作,张军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水平的提升,也因工作契机了解到,彼时,邻国缅甸的疟疾防控形势严峻。30年前,张军辞去“铁饭碗”,正式以公益人的身份,进入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缅甸北部地区,组建团队帮助当地人抗击疟疾。
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:到了缅北,当时我走了好几个月,去访问当地老百姓的健康状况和死亡因素,疟疾是第一位的因素和元凶,十个当中有五六个是死于疟疾,而且大部分是在五岁前死掉了。像当地的克钦族语言里,都没有疟疾这个单词,老百姓认为洗完澡上来以后一受凉,开始打摆子,并不知道疾病是蚊子传染的。你得从这个根上跟他讲,这跟水和洗澡没关系,我们需要防蚊子。
面对疟疾这一困扰当地人已久的疾病,缅北地区的疾控能力并不足。为了改变当地现状,张军的团队只能白手起家,从灭蚊、发放蚊帐、建立最基础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始。
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:我们做的蚊帐是药浸蚊帐,纺织的纤维当中是有药的。所以蚊子一旦粘到蚊帐上自动就晕倒了。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教训,传统蚊帐就是五个面,一个口,后来我们发现它的尺寸不行,需要扩大。很多妈妈要带孩子睡觉,如果完全是单人的蚊帐,那孩子脚下一蹬,蚊帐有开口,蚊子就进去了。这些细微的东西如果不在社区里头做是不了解的。
透过来自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支持,张军得以将疟疾防控经验传授当地,并以疟疾切入,为当地的公共卫生系统完善贡献了力量。新冠疫情暴发后,虽然张军和团队成员分隔在云南昆明和缅甸一线,但当地来之不易的公共卫生系统,也为抗击新冠疫情带来了帮助。
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:传染病控制过程当中,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。缅甸2011年的时候疟疾每年发病率将近40多万,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,就四万。其实这十年跨度相当大,控制得非常好,大背景在于国际提供了很多援助,它有资金,针对单项疾病去做。
去年6月,曾被称为“瘴疫之区”的云南,因连续4年无本土感染疟疾病例,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。作为中国较晚消除疟疾的省份,云南与缅甸、老挝、越南三个疟疾流行国接壤,漫长的边境线上人员交流频繁,加大了当地防控疟疾境外输入的难度,此时,帮助缅北地区开展防疟工作,就更具现实意义。
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军:云南2020年消除疟疾之后,输入型疟疾压力非常大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这次消除疟疾提出了建议,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让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,特别是缅甸提供持续帮助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住我们消除疟疾的成果。
白岩松:虽然中国已经被世卫组织认证消除了疟疾,但是这个世界依然要面临疟疾的危害。今年世卫组织《世界疟疾报告》当中的一句话,让人很难过: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,而新冠肺炎又让它雪上加霜。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也曾经发文章提醒:像中国这样已经获得无疟疾状态认证的国家也应该保持警惕,以防疟疾卷土重来,这就意味着,你不仅要帮邻居,还要把视线投向远方。
把抗疟经验,带到非洲去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在非洲去调研的时候,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就问一个小伙子,疟疾的情况怎么样?他说同农村的老百姓早上还在开会,下午这个人就不来了。一问就是疟疾病例,当时我们认为其中只有20%的发病率,实际我们查下来达到了30%甚至40%的发病率,这个是相当高的。
国内疟疾消除了,周晓农依然不敢懈怠。2009年起,输入性疟疾病例逐渐成为国内防疟主要压力,10年后,输入性病例中,非洲占比高达91.1%。周晓农要求所里一半的年轻科研人员,都要去非洲参与抗疟,欺贫怕富的疟疾,让那里的人感染,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平常。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中国已经通过了消除疟疾认证,我们很多的同事,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,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真正要防止输入再传播的能力。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中国把现有的这些专家,及时转移到非洲去。
保证疟疾防控经费不少、队伍不撤、力度不减,避免本土疟疾死灰复燃,还要把防控经验输送到非洲。2015年,在世卫组织建议下,周晓农团队筹办全球卫生中心,中国对非援助从硬件输出转型成包括防控理念、能力建设等软件在内的综合援助。然而中国经验到了非洲,遭遇水土不服。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难度要比中国大得多,“137”的工作规范,我们中国发现病例在1天内要上报给防治系统、信息系统,他们没有这样的信息系统,而且要上报的话,可能也要耗费三个月甚至半年。
医生极度紧缺、交通不便,现代社会的运行体系在这里几乎完全失灵,对每个病例进行逐个跟踪调查就很不现实,因此,这个被写入世卫组织技术文件,并被推广到全球的“137”策略中,“3日内完成个案调查与核实”这一步只能省略。基于社区综合防控的中国经验要落实到户,需要摸索出因地制宜的版本,但1和7不能再丢,就要着重发展当地人自身的力量。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我们雇用了当地的卫生志愿者,也就相当于我们当初的赤脚医生,每天在村里面社区里面进行巡视,一旦发现有发热病人,就及时诊断、治疗,而且这些信息也是在1天内,能够及时汇总。同时我们在7天内,如果发现有疟疾高发的地区,那就对这些村庄进行加强型治疗。
世卫组织将“137”,发展成“检测,治疗,跟踪”三步法,两相结合外加药物治疗的模式,让坦桑尼亚疟疾发病率降低了80%。事实上,周晓农团队的援非探索项目一期,由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,而盖茨基金会开始支持二期,进一步验证中国经验的适用性。中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,与国际资金相互配合,从援非双边合作,朝着多边合作发展。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我们不但得到了经费支撑,同时我们也学到了项目管理。公益性组织能够及时发现,哪些地方真正需要用钱,除了开展防治工作以外,公益性组织还积极来进行评估、总结经验,所以公益性组织就比较灵活,有利于今后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中更好将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。
世卫组织正牵头将该模式推广至赞比亚等四个国家,这也在周晓农团队的计划之中,即通过试点,让非洲同行认可中国经验,逐渐拓展至几个国家,最终在非洲形成一个疫情发生就能产生效力的网络,而这需要更多援非的星星之火。
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周晓农:我们也希望今后在疟疾的援非过程当中,也可以借用一个省来支持一个国家的模式,这样的话有利于资源组配、人员安排以及政策落实。
面对未来,周晓农不无担忧地讲道,资金援助下降、东南亚疟疾耐药性、非洲人口增长与流动等因素,都在左右全球抗疟成效。专家呼吁,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,其他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的当下,加强合作与应对,是全球止疟的唯一出路。
白岩松: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句话在面对疫情的当下,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支持,但现实也总有很多反向的力量,让团结与合作成为一种奢望,于是,病毒就拥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。前不久,中非合作论坛发布行动计划,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疟疾控制和清除目标,肩负大国责任!但愿人类能真的思考明白命运共同体这几个字的含义,让中国消除疟疾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完整复制。
编导| 张大鹏 姚道磊 郭佳灵 【编辑:岳川】